首当其冲蚂蚁庄园,水泊梁山合并其他山头后不属于政府机构他们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水泊梁山,先后有三任寨主,即首任头目白衣秀士王伦,二任首脑托塔天王晁盖,以及末任山大王呼保义宋江。
王伦,以一介书生啸聚山林,率小喽啰建起能遮风避雨的山寨,是水泊梁山的奠基人,虽然胸无大志、手无缚鸡之力,但对创建梁山军事集团功不可没。
在其任上,主要的经济来源,显然是依靠小旋风柴进的接济;以及打家劫舍,抢掳来往的单身客人;另外一部分收入,则是水泊的水产、农业收入,是抢占的公共资源。
自林冲上山以后,水泊梁山强人实力大增,石碣村的阮氏三雄,都不敢去水泊捞鱼了,称林冲功夫好生了得,不容易对付。
晁盖担任寨主时,经济来源主要有晁盖、吴用、公孙胜、阮氏三雄、白胜等人,在黄泥冈,截取的梁中书给老丈人蔡太师贺寿的生辰纲,价值10万贯的金银珠宝,足够水泊梁山草寇吃上一段时间了。
打家劫舍,抢掳来往商客人的不义之财,虽然同样是抢劫,却比王伦时期抢劫单人规模要大多了,往往抢夺的是几十号乃至上百人结团的客商行人。
打下无为军,活捉黄文炳,穆弘跟宋江共进退,一把火烧掉家园,带上穆太公,举家上了梁山,将家中万贯家产全都献给了山寨。
三打祝家庄,得粮50万石、其余牛羊骡马等不知其数;攻打高唐州,“再把应有家私并府库财帛,仓廒粮米,尽数装载上山。”
李应,李家庄庄主,家中庄园被梁山军兵一把火烧了,所有的金银珠宝、牛羊、马匹、驴骡等,都被梁山军兵搜刮一空,全都掠到梁山上去了。
山寨自有农产品收入,如书中所描写“自酝的好酒,水泊里出的新鲜莲藕,山南树上自有时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枣柿栗之类,鱼肉鹅鸡品物。”
宋江担任首脑前后,吸收合并了多个小山头,主要有清风寨、对影山、黄门山、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饮马川、芒砀山枯树山等。
打下曾头市,得无数金银财宝;打进北京城,“大名府库藏打开,应有金银宝物、段匹绫锦,都装载上车子。”
招安之前,两嬴童贯,三败高俅,梁山军团在战争中,缴获了许多军马、粮草等物资,战争中的收缴,也是梁山军团财物的来源渠道之一。
是人总要吃喝拉撒睡,水泊梁山强人,当然也不例外,“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过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逍遥自在的日子。
既不像读书人那样悬壶济世,也没想过要救大宋子民与水深火热之中,最大的价值观无非就是劫富济贫,以及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业。
梁山泊,本身是个独立王国,初具规模的小朝廷,打胜仗了吃,新人入伙了吃,每天胡吃海喝,数万军兵的粮草,时间久了,那都成了问题。
山寨附近的土豪,都被打光了,维持集团数万人马的吃喝,就成了山寨必须解决的难题;最终,只能投靠官府,接受招安,吃上皇粮,替朝廷南征北战,在腥风血雨中,庞大的梁山军团损兵折将,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之路。
农村老话树夹房墙上墙?
树夹房屋,穷到直哭。
墙上加墙,不败也亡。
树夹房,墙上墙,不败也得亡。
过去的人在修建房屋院落的时候,很忌讳在屋前屋后都种上树。
同时,也不能够在原本的墙体上,再加上新墙,这些都是很不好的事情。
真的出现“树夹房”或者“墙上墙”,那就要有灾厄发生了。
那么,到底为什么这么说呢?
树夹房屋
现在的人很羡慕乡村地区的生活,觉得乡村地区每天都浸润在满眼绿意,生机盎然之中,到处都是鲜花绿树青草地,空气自然很清新。
另外,农村因为条件允许,可以到处种植树木,这是城市里比不上的。
但是在农村虽然有足够的场地可以种树,却不能随便乱种,对于种树,老一辈人的讲究是非常多的,乱种树很不好。
典型的就是“树夹屋”的模式,即屋前屋后都种上树。
其实并不是说门前屋后都不能种树,如果要种的话,种不会长得太高大的树木还是可以的,比如石榴树、葡萄树之类,但长得高大的乔木就不要了。
以前的房屋普遍都是夯土结构,加上各种的木材与茅草之类,就算是条件好点用上了各种砖石等材料,还是需要瓦片、木材等等。
如果门前屋后栽种了很高大的树木,遇到风暴雷雨天气就很危险。
比如,树木被大风刮倒之后,砸中房屋,以前的房屋可没那么结实,被大树砸中很可能就直接垮塌了,自然伤害一个家庭的性命与财产。
再可怕点的,就是树木被雷电击中引起火灾,要是距离房屋太近,想逃都每处逃,最终一场大火把整个家都烧得干净。
在平时,树木的确可以遮荫纳凉,但是树木过于靠近房屋,就会遮挡阳光,使得屋子里常年比较阴湿,滋生各种细菌蚊虫,对人不利。
因此,过去的人很忌讳房前屋后都种上大树。
墙上加墙
很多人应该也都听说过,在农村里是很忌讳邻居家的墙头明显高过自家的,若是真要如此,最起码也要间隔一段合适距离才行。
这是在风水方面的看法,觉得这么做会压倒矮墙邻家气运。
而现实之中,也并不能做墙上加墙这种建造,首先就是过去的墙大多都是夯土,好点的也有砖石之类,可无论哪种,都比不上如今这么结实。
在墙一旦建设好了以后,就不适合随便改动了,尤其是门洞的位置,如果随便乱改的话,很可能使得墙体不稳造成垮塌。
不管以前还是现在,很多家里本来穷苦的人,飞黄腾达之后就想着把家里的老旧房子,给整个改造一下,其实这个时候,宁愿全扒了重建,也不能随便乱改。
因为以往的房屋本身建造的就不牢靠,很多穷苦人家,都是自己盖的房子,地基之类根本就没打得那么牢固。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在原本的建筑结构上去加新的建筑,很可能就会导致原本的墙体难以承受压力,最终整个垮塌,反而弄巧成拙。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是真想翻新,那就整个扒掉重新建设。
老一辈说的很多俗谚,都是在当时既定环境之下所产生的,未必全然符合如今的情况,但是依旧有很多的老话,充满了道理。
现在即便是乡村地区,房屋普遍也都非常结实,自然不会太害怕树木垮塌之类的事情,但正所谓有备无患,有些事还是谨慎些比较好。
毕竟就算是今天,房子被树砸中、随意乱改墙体构造发生事故之类,也并不是没有。
中国优秀作曲家有谁?
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有
1.刘炽(1921-1998),原名刘德荫,曾用名笑山,陕西西安人,中国著名的电影作曲和歌曲家。他一生谱写了上千首歌曲,他创作的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电影《英雄儿女》主题歌《英雄赞歌》、电影纪录片《祖国的花朵》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以及歌曲《翻身道情》、《新疆好》,组歌《祖国颂》,歌剧《阿诗玛》等,成为影响几代中国人的音乐经典。
2.雷振邦(1916-1997),北京人。满族。自幼喜爱京戏和民间小调,会拉二胡。几十年来,雷振邦创作的故事影片音乐主要有:《董存瑞》、《马兰花开》、《芦笙恋歌》、《花好月圆》、《五朵金花》、《金玉姬》、《达吉和他的父亲》、《刘三姐》、《万木春》、《冰山上来客》、《景颇姑娘》、《战洪图》、《钢铁巨人》、《暗礁》、《吉鸿昌》、《小字辈》、《幽谷恋歌》、《明天回答你》、《精变》《赤橙黄绿青蓝紫》、《东方大魔王》……还有82集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等。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曾经风靡全国,广为传唱,成为人们喜爱的经典音乐作品,他不愧为是中国影坛深受观众欢迎的著名电影作曲家。
3.王洛宾(1913-1996),中国20世纪最负盛名的民族音乐家之一。籍贯北京。193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他1938年在兰州改编了第一首新疆民歌《达坂城的姑娘》之后,便与西部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从此在大西北生活了近六十年,将传奇般的一生都献给了西部民歌的创作和传播事业。在长达62年的音乐创作中,他为人们留下了近千首歌曲。其中《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被誉为“二十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他是在联合国高唱民族歌曲的第一位中国人。他荣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第一位华人音乐家颁发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特别贡献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会响起王洛宾歌曲迷人的旋律。
4.王酩( 1934-1997),曲作家。1953年随陈铭志学习作曲理论,并在上海工人文化宫音乐创作班学习作曲、在上海音乐学院夜大学学习钢琴。1959年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丁善德。1964年毕业后入中央乐团创作组从事音乐创作。主要作品有为电影《海霞》、《黑三角》、《小花》、《樱》、《沙鸥》、《知音》所写的配乐以及歌曲《渔家姑娘在海边》、《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青春啊青春》、《知音》等。此外还有《小提琴协奏曲》、《沙鸥组曲》、长笛协奏曲《与海的对花》琵琶协奏曲《霸王卸甲》等。
5.傅庚辰,满族,1935年11月生,黑龙江双城人。1948年入伍,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沈阳音乐学院作曲专业毕业。傅庚辰长期从事部队音乐工作,创作了《雷锋》、《地道战》、《闪闪的红星》、《挺进中原》、《风雨下钟山》、《打击侵略者》、《破烂王》等影视音乐七十部;歌剧《星光啊星光》等五部;歌曲《雷锋,我们的战友》、《地道战》、《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等七百余首;管弦乐《欢庆舞曲》等十部,多次获得全国一等奖。
预言一下2021年的世界?
2020实"鼠"不易,2021"牛"转乾坤。美国成为人间地狱,欧洲成为欧洲病夫。新冠已经从人传人转化到了环境传人,抗疫将进入更深的层次。中国手握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和全世界最完善,最强大的产业链终端,将在新的一年发挥更加巨大的力量。
现在已经确定的是,新冠病毒在英国、丹麦、澳大利亚已经变异,变异毒株传播速度提高了70%,就算变异体不会令疫苗失效以及不会增加重症率和病死率(有待观察),但增加70%的传播力对于越来越紧张的医疗系统就是个灾难,一但被击穿,就会成倍的增加病死率,想想当初武汉约5%的病死率就是因为医疗系统被击穿。
包括欧盟国家、拉美国家、印度等至少四十多个国家都停止了与英国的航班和火车往来。英国,俨然已被动“封国”,成了“孤岛”。包括丹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加拿大、印度等,都已经切断了与英国的交通。
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1日,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显示多国航班已被取消国际资本市场因为此消息,狼藉遍地,踩踏严重。
2020年,绝对是一个神奇的年份。谁能想到2020年初,疫情能在中国爆发,当时中国、武汉所遭受的无端指责我们还言犹在耳。更没想到2020年末,世界上最发达的两个国家美国与英国,竟因为新冠成了人间地狱,而中国人却享受着和煦的阳光与清新的空气。数月之内,乾坤倒转!群体免疫,他们终于做到了,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不认同美英是人间地狱这种说法,但事实上他们现在的确就是人间地狱。人满为患的停尸房,无人认领的尸体,护士崩溃、医生辞职,医疗设施不堪负重,更没有援助和后备,总统还是个大忽悠,这难道不是人间地狱。
一旦国家的供应链断了,衣食住行难以保证,英国将民不聊生,大乱而终。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国、英国他们的领导人不承担责任,都是大忽悠,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背后,没有什么战略后方,客观上没有依靠。正因为如此,英国总统约翰逊才真的害怕了。因为,一旦欧洲切断对英国的交通运输,物资的供应链断了,那灾难就大了,英国根本承受不起!
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敢说真话,敢提建议,却遭到开除,打压,这是多么的可悲。他很明确的指出,新冠不会很快销声匿迹,或许会长期伴随我们的生活。
所以大胆预测,2021年,新冠也不会离去,反而会在国外大行其道,不尊重科学事实的国家,终究会被新冠所打败。世界终究会走向联合抗疫的道路,中国因为控制疫情的现实和强大的制造能力成为世界抗疫的大后方和中心地带,中国新冠疫苗将成为唯一的有效疫苗,拯救世界人民于水火之中。
就算疫苗失效,2021年世界疫情得不到控制,中国依然可以充当一枝独秀,作为世界抗疫的大后方,为世界抗疫做贡献。中国应对疫情的方法不依赖疫苗。因为我们坚持“科学预防,预防为主”的策略。政府强大的执行力和民众的配合度让这种策略发挥出了极大威力。坚持无差别入境隔离,坚持扫健康码,坚持戴口罩,构筑起了一道严密的防线,让病毒无懈可击。一旦有零星疫情,也可以通过大规模检测迅速扑灭。
中国是世界工厂,又摆脱了疫情干扰,所以可以开足马力进行生产,不管是生活物资还是抗疫物资。2020年,我国为世界提供了2000亿只口罩,全世界平均每人30只。我相信,只要世界有需要,并且愿意花钱买,2021年两万亿只口罩也没问题。11月,我国出口2680.7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21.1%,创下近3年新高。其中,我国对美国更是出口大增46.1%,对欧盟同比增长8.6%。2021年,因为新冠控制良好,中国发展的机会将越来越多,无论西方国家是否承认,这个客观事实都将摆在他们面前。由于西方国家应对不力,他们深陷疫情深渊,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伤害,一定程度上可以牵制霸权主义,也可以削弱帝国主义势力。在人类与病毒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率先战胜病毒客观上就是人类的依靠和希望。不承认这个现实?那新冠病毒会狠狠进行打脸,接下来必然会出现围绕新冠病毒开启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组进程。中国当然处于优势地位。这将缩短中美之间的差距,让中国更快地走向复兴。明年要预防西方鹰牌的战争黑手,不管怎样,2021年所有的牌都在明面上,怎么打,让我们拭目以待。为何唐朝之后长安彻底沦为废都?
谢邀,
纵观中国自古至今,历代王朝、割据政权以及各个少数民族,曾经建立过217处都城,但这些都城,绝大部分都如昙花一现;只有长安,曾经在长达1077年的时间里,先后做过11个王朝的首都,可谓千古一城。
但是这种王气,在公元907年唐代灭亡以后,似乎就衰竭了;中间除了个迅如流星般的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外,长安(西安),从此再也无法跟王气沾边。
难道,长安的王气已尽?
了解这个奥秘,我们先从黄巢说起。
黄巢的怒击唐僖宗中和三年(881年),在多次反攻,终于攻破黄巢军队占据的长安城后,来自唐帝国各路勤王的藩镇军队,如猛虎饿兽般,冲入了这座千年古都。
《旧唐书》记载,黄巢军队在从公元881-883年占据长安城的三年时间里,虽然在城内到处屠戮杀人,但长安城的主要建筑,仍然“九衢三内,宫室宛然”;但是883年,来自各路藩镇的唐军在攻破长安城后,却像流氓土匪一样,开始到处抢劫,“纵火焚剽”长安城,以致整座帝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而辉煌壮丽的大明宫,更是烧得只剩下了含元殿。
▲黄巢之乱,是长安城沉沦千年的开始。
经历了这场动乱的晚唐诗人韦庄,在他的诗歌《秦妇吟》中,描写了长安城劫后的苍凉: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苍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此前,尽管经历了安史之乱、吐蕃短暂攻占,以及朱泚兵乱,但是长安城并没有大的损伤,在经历简单的修复后,到黄巢起义前,这座大唐帝国的首都,仍然“神丽如开元(盛世)时”。
而黄巢之乱,是长安王气毁灭的开始;此后,长安城内外接连兴起的政治动乱,将彻底毁灭这个千年古城立都的根基。
军阀的毁灭追究唐代以后的王朝,为何不在长安立都,从唐朝末年开始,频繁的政治动荡与破坏,是至为关键的因素。
从公元883年到904年,短短21年间,包括黄巢之乱在内,长安城先后经历了四次超级打击:
在黄巢兵变后两年,公元885年,掌握禁军的宦官田令孜,与藩镇军阀王重荣、李克用争战失败,在挟持唐僖宗退出长安时,田令孜下令,在长安城全城放火,以致整个帝国首都“宫阙萧条,鞠为茂草”,“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
▲剧照:军阀朱温,是长安城的最终毁灭者。
尽管此后有小幅修复,但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军阀李茂贞又从岐州(陕西凤翔)攻入长安,并在城内到处杀人放火,至此,整个长安城“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
而长安城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毁灭性打击,则是来自朱温。
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据《旧唐书·昭宗纪》记载,朱温命令长安全城军民:
“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木)材,浮渭(水)沿(黄)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这座千古名城,最终被军阀朱温下令彻底拆毁,以营建洛阳和开封的宫室。
一座古都开封的崛起,是长安的毁灭。
长期动荡政治动荡,长安自古有之,但为何这次,却彻底伤了元气?
纵观长安城历史,不算西周,从秦朝开始到西汉、西魏、北周,以及隋唐两代,长安城屡屡遭毁,却能屡屡重建复兴;但从唐末开始的这波政治动荡,却开启了长安的长期危机。
唐朝灭亡后,进入五代十国,长安周边却仍然战乱不断:到后汉乾祐元年(948),赵思绾夺取长安后,与后汉军队进行对峙,当时,整个长安城已经从盛唐时期的百万人口,减少到了只有十万人;而经历后汉这场战争后,长安城的人口,最终锐减到了一万多人,相比巅峰时期,长安城人口锐减达99%。
北宋初期,有鉴于开封无险可守的致命隐患,赵匡胤曾经想过先迁都洛阳,最后再迁都长安:
“太祖曰:迁洛未久,又当迁雍”。
对于自己的迁都计划,赵匡胤解释说:“吾将西迁者无它,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徇周(朝)汉(朝)之故事,以安天下。”显然,赵匡胤也认识到了,长安坐拥关中平原、“被山带河”的地理优势所在。
但在经历唐末、五代的动荡之后,当时长安城已经残破不堪,所以赵匡胤的计划是,先迁洛阳,再往长安,但在弟弟晋王赵光义等一系列臣子的反对下,赵匡胤最终只能放弃了自己的这个计划,赵匡胤最后感慨地说,不迁都洛阳、长安:
“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匡胤的预测是正确的。151年后,北宋靖康二年(1127),南下的金兵最终攻破几乎无险可守的开封,北宋亡国。
但五代十国后的长安,也确实难以立都。
北宋时,宋人由于用兵西北,以致长安一带长期动荡;南宋时,长安一带又成了宋人与金人、蒙古人争战的前线,可以说,从883年的黄巢之乱开始,一直到1279年南宋灭亡的近四百年间,整个长安及关中地区,一直处于不间断的政治和军事动荡中。
长安的这个动荡周期,甚至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此,长安王气丧尽。
森林的破坏但政治的动荡,只是长安王气消失的表象,潜藏在这股长近四百年的动荡背后的,是长安,一些赖以立都的基础条件的破坏和毁灭。
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关中平原原始森林的毁灭、水资源的锐减、自然气候的剧变,以及漕运的断裂——只有这些,才是导致长安自唐末1100年来,一蹶不振、不能立都的根本原因。
俗话说:物极必反。实际上,在做了1000多年首都后,从唐朝开始,长安在巅峰时期,就已经风雨飘摇,一系列自然生态危机,已经在撼动这个古都的根基。
经济地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做:消聚性衰退,说的是一个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就会开始衰落,而长安,正是这种消聚性衰退的典型案例。
▲八百里秦川的森林被砍伐,为长安城种下了生态恶果。
以森林资源为例,作为中国古籍最早记载的“天府之国”,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地区,原本是沃野千里、森林密布的生态环境优美之地;但是从秦汉开始,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从城市营建到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大规模的农业开垦,已经使得关中平原周边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当时整个关中地区:“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田尽而地”,到了唐朝最鼎盛的唐玄宗时期,整个长安城周围,已经没有巨木可以供应采伐,以致伐木工人要从陕西,长途跋涉到岚州(今山西省岚县北)、胜州(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等地,才能取得营建宫室所用的巨木。
对此,唐朝诗人杜牧,曾经在讽刺秦朝的《阿房宫赋》中,指古,也是话今地揭露出:
“蜀山兀,阿房出”。
水资源的锐减在森林资源消失的同时,是长安周边水资源的日益枯竭,以及“八水绕长安”的衰退。
先秦时期,关中地区由于河流、湖泊众多,因此水源丰富,而长安周边,更是有“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水环绕,在水资源的滋润下,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便利:“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
但是从战国末期、秦汉开始的大规模森林砍伐,首先使得失去了森林涵养的关中地区,水资源开始急剧减少。到唐代末年,泾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越来越小,龙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继干涸;北宋时,“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淌水过河的地步。
▲“八水绕长安”的衰退,是长安城风水幻灭的开始。
据统计,从唐宋开始,关中地区有关“水清、涸竭、断流”的记载共22次:其中,清代康熙22年(1684)至雍正5年(1728年)的45年间,作为滋润长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记载的断流,更是达六次之多。
水旱蝗灾并起随着森林的砍伐,关中地区水土流失,也越发严重,这就使得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频率增大:有雨则洪水泛滥,无雨则干旱成灾。
据统计,自唐朝武德七年(624)至开元二十九年(741)的100多年里,长安周边的京畿地区,共发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灾害:其中有10次旱灾,7次水灾,以及3次蝗灾。
陕西省气象局和气象台,根据史料记载进行统计发现,从公元前2世纪的秦朝开始,关中地区的水灾和旱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其中唐朝中期的公元八世纪,竟然发生了37次旱灾,平均每2.7年就发生一次。而关中地区这种频发的自然灾害,也使得长安城,逐步进入一个生态崩溃的大环境。
▲公元前2世纪-19世纪:关中地区旱灾、水灾趋势图。
据统计,在整个唐帝国289年历史中,共有240个年头发生水、旱、蝗等各种灾害,在帝国政治清平、军事强盛时,长安城和唐帝国尚可对付,然而当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实力江河日下时,这种频发的灾害,就逐渐成为摧毁帝国的致命因素。
唐朝中期以后,长安城周边关于“关中饥馑”,“关中旱涝相继”,“蝗灾,飞天蔽日”,“饥荒严重,陆游饿殍,人相食”的记载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早在先秦时期,就因为沃野千里、拥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关中平原,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到唐朝中后期时,已经变成了“地迫而贫```土瘠民贫”的穷困之地。`
在此情况下,长安的危机,越来越迫切。
耕地锐减、粮食紧缺随着森林、水资源的日益枯竭,长安周边气候开始逐渐变化:
这种表现,首先是关中地区大量水、旱、蝗灾的发生;然后,在自然的干扰下,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
粮食供应,出问题了。
西汉时,长安城的人口在25万左右;但到了盛唐时,长安城最高峰时期,人口达百万之巨。
与人口的急剧膨胀相比,唐朝时,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可耕地却越来越少。
当时,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关中地区的水资源日益枯竭,水利灌溉也越发衰退——据唐朝的《通典·州郡四》记载,西汉时,关中地区有灌溉农田4.45万顷;但到了唐朝大历年间(766-779),这个数字锐减到了0.62万顷:
也就是说,相比西汉,人口膨胀高达400%的唐代长安城,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却同比减少了3.83万顷,衰减率高达86.1%。
民以食为天,没有地,没有粮,长安,怎么生存?
所以缺粮,从唐帝国诞生开始,就是一个困扰长安城的魔咒。
▲耕作用地日趋衰减、长期缺粮,是唐代长安城挥之不去的噩梦。
由于环境破坏、自然灾害频发,关中地区可耕地越来越少,所以,长安城内需要外地接济的粮食缺口:从唐朝初年的每年20万石(每石42公斤,约合840万公斤);膨胀到了最高峰时期的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人食尚寡”,唐朝初期、中期,唐高宗、唐玄宗就曾经因为长安城缺粮,而不得不迁到洛阳“就食”。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于是群臣就请唐中宗学习他的父亲唐高宗,到洛阳“就食”,没想到不恤民情的唐中宗却发了火,说:“岂有逐粮天子邪?!”
唐朝贞元二年(786),由于向长安运输粮食的漕运道路,被藩镇阻隔,整个长安城都陷入缺粮境地,以致禁军发生骚动,这时,刚好有3万斛米运到了长安周边,唐德宗听说后,几乎流下眼泪跟太子说:
“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漕运断裂而大唐长安城的最终毁灭,以及失去立都的基础,漕运的断裂,是最致命的打击。
唐朝时,随着长安及关中地区人口的不断膨胀,以及可耕作土地的急剧减少,本身经济实力已经大幅削弱、长期缺粮的长安城及关中地区,只能是依靠江淮一带的粮食和财赋,来维持日益庞大的首都和帝国的运转,当时,甚至有一个说法是,供应长安的粮食运输,是:
“斗米斗金”。
但从安史之乱以后,这种仰江淮为生的日子,也越来越艰难。
实际上,在安史之乱以前,面对经济中心日益东移、南迁的趋势,唐王朝要吸取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当时,江淮地区的粮食、财赋,要经由黄河进入渭水供应到长安,但黄河三门峡段非常凶险,“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常)十(之)七八”。
▲漕运,是维系长安城和大唐帝国安危的生命线。
在自然天险的阻碍之外,由于关中地区森林滥砍滥伐,水土流失严重,因此黄河和渭水,泥沙积屯也很严重,行船非常艰难,因此以致到唐朝中叶以后,从渭水到长安的一些漕运水渠,甚至经常因为泥沙堵塞航运,不得不边挖沙、边行船: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衰竭,和部分河流、水渠的干涸,到了唐朝末年,运输船经由渭水和漕渠行驶进入长安的记载,最终越来越少,几乎完全消失。
自身无力生产,又没有漕运补充,长安作为首都的血脉,也就断了。
而在自然环境的恶化之外,从安史之乱以后,日益骄横的藩镇,也经常阻断江淮地区供应长安的粮食和财赋。在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漕运断了,那么长安城中的大唐王朝,就成了瓮中之鳖——王朝的喉咙,随时会被军阀掐断。
在此情况下,脱胎于黄巢部队的军阀朱温,最终于公元904年强迫唐昭宗,迁都到更靠近江淮地区和黄河水运的洛阳,并彻底拆毁长安城,以建设洛阳。
两年后,906年,朱温又强迫唐哀帝“禅位”,随后朱温即皇帝位,灭大唐,改国号为大梁。
在此情况下,唐代长安城,最终完全覆灭。
从西北到东北除了长期的政治动荡,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以及自然气候的变化,长安衰落和无法立都,还潜藏另外一个中国军事政治的密码:
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不断东移南迁,与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的衰落相比,黄河中下游的开封、江淮一带却越来越繁华富庶;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和民族斗争中心,也从西北,逐渐转移到了东北。
▲唐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军事、民族斗争中心,从西北转移到了东北。
在宋代以前,自古“戎马盛于西北”,从秦代的犬戎,汉代的匈奴,到隋唐时期的吐蕃与突厥等,都曾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因此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军事和民族斗争热点,主要集中在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上。
所以在宋代以前,立都长安,控制关中平原,进可以出击西北草原和华北平原,守可以倚仗蜀道、退驻成都平原,无论是北进还是南下,长安,都是宋代以前,中原王朝制内御外的超级宝地,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正是扎根于实际的军事和政治意义,长安城在宋代以前,才能立都千年。
但从唐朝中期以后,随着东北方向的契丹、渤海、女真等少数民族的相继崛起,中国的军事政治地理格局,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此情况下,防守东北方向的北京,其军事、政治地理价值日益突显;而随着中华帝国边疆形势的变化,长安也逐渐从帝国的中心,沦落成了一个相对配角的边缘地位,最终变成了中国西北的一个军事经济要地,如此而已。
首都的东渐北移至此,长安城最终彻底衰落。
此后五代时,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分别以黄河流域的洛阳和开封为首都;北宋则以开封,南宋以临安(杭州)为都;而元明清三代,更是最终奠定了北京,作为此后800年间中国首都和军事政治要地的基础。
▲唐代以后,中国的定都,逐渐从西向东、从南向北迁移。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首都和历史重心,最终逐渐实现了从西到东(长安—洛阳—开封)、从南向北(杭州—南京—北京)的东渐北移“十字架”运动。
古都的幻灭而在长安城和唐帝国即将覆灭前的几十年,唐代会昌五年(845),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在一个帝国日益衰残、心情不佳的傍晚,登上了长安城内地势最高的乐游原。
他站在制高点上,俯瞰着这座千年古都,写下了千古传诵的《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大唐帝国和这座作为首都的城市,已经接近黄昏末日。
此后,随着五代十国及两宋的长期动荡,长安周边“畜产荡尽```十室九空”;关中地区,在宋代时,最终沦落成为“壤地瘠薄”、“土旷人稀”的“恶地”。
▲秦汉时作为“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从唐代开始逐渐衰落。
后来,南宋时人李献甫(1195-1234)在《长安行》中写下了,那个业已衰落不堪的长安和关中平原:
“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
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
那座古都,最终覆灭在了,破碎的时空里。
从此,再未崛起成为:龙兴之地。
刘备何以敢于把实权交给他呢?
只有从真实的历史中,才能获取真实的经验。
刘备并没有一开始就对诸葛亮委以重任。他对诸葛亮的任用是务实、谨慎的,对诸葛亮的建议也是三思后行的。
诸葛亮,也并非一开始就什么都会,他也是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干出了几件漂亮的活,才一步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如鱼得水,不授实权诸葛亮归顺刘备后,刘备极为重视。刘备大小事务,常与诸葛亮商讨,甚至公开对关羽张飞这些老兄弟宣称:我得孔明,如雨得水。
可是,日夜讨论,却未授予实权。
刘备此时就一个小小新野,有什么实权能给诸葛亮的?诸葛亮利用自己的特长,找到了两件事,开始了自己的正名之路。
整顿户籍,扩充实力对刘备来说,最急切的问题是:地盘狭小,兵微将寡。
刘备深得民心,但前提你要有民可治呀!
关羽张飞有用兵之能,但前提要有兵可用呀!
诸葛亮开始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了。
他整顿户籍,把许多从北方逃难过来的流民登记入册。这样,纳税的人多了,刘备有钱了;可以征的兵也多了。
简单吗?不简单!
首先,荆州不是荒地,流民进入荆州后,无地可耕,一般都是依附到士族门下,给士族庄园干活。
因此,诸葛亮要整顿户籍,势必要处理好与这些世族的关系,难度不亚于“舌战群儒”。其次,诸葛亮还招募了许多流民到军队中。
这些人原来就是逃避战乱来到荆州的,自然很难是“踊跃参军”的!
但是,诸葛亮依然成功地完成了工作,刘备的实力得到增强,兵力达到万余人。
未完成的和平演变,奠定了刘备根基《隆中对》中,诸葛亮说,要先取荆州。
如果只是《隆中对》里那几句话,不过就是空话罢了。荆州是人家刘表的地盘,你刘备那几个人,拿什么去“取荆州”?诸葛亮当然不是个放空炮的,他有实际办法:和平演变。
荆州是刘表的,也是众世族的,诸葛亮利用自己在世族中的关系网,积极开始了”和平演变“的工作。
其中,最为重要的工作是:搞定刘琦。
诸葛亮利用刘琦害怕遇害的心理,让他外出江夏,担任江夏太守。
随后,刘备集团利用与刘琦的关系,让关羽在江夏操练了一支万余人的水军。由于刘表死去,刘琮投降,这次“和平演变”未竞全功。
但是,仅仅是这“未完成”的和平演变,却给刘备留下了后来崛起的基础!
刘备在长坂坡几乎被打光了。他可以和孙权“联盟”(而不是投奔),就是因为他有两样东西:刘琦的地盘,以及关羽那万余水军。
而这些,都是诸葛亮“和平演变”的结果。
拒绝诸葛亮不当建议尽管诸葛亮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个人才。
但是,刘备依然没有盲目任用。
刘琮投降后,刘备赶紧收拾东西跑路。跑路的时候,要经过刘琮所在的襄阳。
诸葛亮建议:抓紧机会,把襄阳打下来!拥立刘琦!我们来守荆州!襄阳哪有那么好打!就算刘琮、蔡瑁是草包,襄阳让你打下来了。曹操也马上就要到了!就刘备那么几号人,拿什么守住襄阳?
刘备拒绝了。不过,刘备还是要给诸葛亮留点面子的:都是姓刘的,算了!
看来,刘备看出:在军事领域,诸葛亮当时确实还不够成熟。要用好诸葛亮,还是要用他擅长的领域!
无可奈何的全权委托刘备对诸葛亮的使用,一直集中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在军事上,只是让诸葛亮参与议论,一直没有委以重任。
刘备取西川、攻汉中,身边带着的是庞统、法正,诸葛亮的工作就是在大本营发展。终刘备一生,他几乎都是亲力亲为,除了关羽,他没有对任何人“委以实权”。
到刘备去世前,他才给诸葛亮实权。
刘备知道:诸葛亮的才干,是不可能同时担负起萧何、张良、韩信三人的工作的。
问题是:“刘邦”没了。
刘备死后,刘禅不可能像他一样,亲力亲为,把握大局。而蜀汉那点底子,又没资本玩什么“分而治之”。
弱小的蜀汉,必须保持一个统一、稳定的领导集团,才可能生存下去!这种情况下,擅长协调关系、擅长经济、政治、外交的诸葛亮,才被全权委以实权了。
可以说,刘备对诸葛亮的使用,是严谨、务实的。他并没有一开始就委以重任,而是让诸葛亮在擅长领域充分发挥!假如一开始就让诸葛亮在自己还不成熟的领域发挥,那诸葛亮可能早就不会成为后来的诸葛亮了。
这种务实、严谨的用人态度,才是对自己、对人才负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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