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田口廉(七七事变主导者)

牟田口廉，七七事变主导者？

第37师 师长——冯治安，驻守北平、南苑、西苑、丰台

第38师 师长——张自忠，驻守天津、大沽、沧县、廊坊

第132师 师长——赵登禹，驻守河北省大名、河间

第143师 师长——刘汝明，驻守张家口、张北，怀来

第9骑兵师 师长——郑大章，驻守通县，南苑。

日本中国驻屯军

司令官——田代皖郎中将、香月清司中将(接任) 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

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

步兵第一联队 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

步兵第三大队 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

步兵第八中队 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

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

说到主导中国卢沟桥事变的发生，这个人是绝对少不了土肥原贤二的。

据悉，土肥原贤二是侵华日军甲级战犯，主持情报工作，继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之后，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是建立伪“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

大家都知道，伪满洲国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针对中国制定的以华制华的政策，而这幕后的推手正是土肥原贤二。据悉，1928年6月，张作霖在关东军制造的“皇姑屯事件”中被暗土肥原贤二杀后，他被解聘辞去顾问，转任步兵第30团团长。1930年10月土肥原接受关东军的指令，在华北设立特务机关，以瓦解张学良势力。

此后，一直到1935年6月，他又被关东军派往华北，协助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策动各派军阀进行所谓自治运动，企图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

以上的种种发生在中国的惨案中都少不了土肥原贤二的影子，而是是也正是如此，1936年，土肥原晋升为中将，调任国内留守第1师师长。“七·七”事变后，他率领第14师侵入华北，直接介入屠杀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

为什么石原莞尔没有被定为A级战犯？

提到“石原莞尔”这个名字，或许有些人并不是很熟悉，比起松井石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永野修身、小矶国昭和荒木贞夫等人，的确不那么“出名”。不过，他同样是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屠夫”，罪责丝毫都不逊于以上的这些甲级战犯们。

问题来了，既然如此罪恶昭彰，石原莞尔为何在东京审判时没有被列入甲级战犯，而只以“证人”的身份出庭接受询问？本着尊重历史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文史不假为您深入解答，同时声明本文只发表于头条号和百家号这两个自媒体平台，其余的任何第三方均属于无耻剽窃。

石原莞尔（1889年1月18日——1949年8月15日），陆军中将和统制派代表人物，出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他是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更是“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被视为日本军界的思想家、战略家、理论家、宣传家和“第一兵家”。

1889年初，石原莞尔出生于日本鹤冈市的一户普通人家，父母都是基层的普通警察。由于深受军国主义的影响，他从小就异常叛逆，还经常捉弄老师和家长，可学习成绩却始终都名列前茅。

1902年，13岁的石原莞尔进入仙台陆军第六期幼年班学习，还以全校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央陆军幼年学校。之后，他顺利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读书，最终以优异的成绩从步兵科毕业。

1907年，石原莞尔被分配进入步兵第32联队担任基层军官，接受了更加系统和严格的军事训练。到了1915年，他轻松考入了日本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开始接受最先进的军事理论教育。

从陆军幼年学校，到陆军基层部队，再到陆军大学，石原莞尔的人生阅历可谓丰富和精彩。不过，他在纪律严明和等级森严的陆大，基本上就是一个异类，既不刻苦学习，又不选边站队。

凭借着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军事天赋，石原莞尔的成绩却非常突出，俨然成为当时的学霸型人物。而且，他还结识了自己的一生之敌东条英机，两人犹如前世的仇家一样死磕到底。

最终，石原莞尔以陆大次席的成绩毕业，还成为了“军刀组”的成员。插一句，所谓“军刀组”是对每届前六名的陆大毕业生荣誉称呼，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获得由天皇御赐的军刀。

朝中有人好做官！学科成绩、体能训练和战术素养都不如石原莞尔的东条英机，俨然就是一个“学渣”。可是，凭借父亲在军界的地位和陆大一期首席毕业生的身份，他竟然在军中步步高升，完全超越了石原。

即便如此，石原莞尔依然看不起东条英机，依然觉得他是一个废柴！凭借着自己的能力，他很快就在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还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了军中长期奉行的“下克上”传统。

1928年初，石原莞尔被调任关东军担任作战参谋，从此开始图谋如何去占领中国东北。他认为，实现“大陆政策”是日本的既定国策，而占领满蒙地区就是该步骤的第三步，因而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论调。

张作霖虽然依附于日本，但在事关国家利益和主权的问题上却很谨慎，往往都是“说得多，做得少”，这令日方越来越不满。1928年6月4日，趁着直奉战争之际，关东军策划并实施了“皇姑屯事件”，希望能够扶持奉系的亲日派将领上台。

不过，借助老将张作相等人的鼎力支持，少帅张学良很快就稳住了局势。面对国仇家恨，他毅然宣布“东北易帜”，从而在形式上促成了国民政府统一全国。

在此背景下，石原莞尔主张加快侵占中国东北的步伐。当时，东北军有正规部队27万人，其中装备精良的就有17万，拥有飞机、坦克和大炮等先进武器；而关东军只有区区的1.1万正规部队，加上警察等辅助部队也总计不足2.5万人。

由于双方一目了然的差距，日本高层认为完全没有胜算，因此迅速否决了石原莞尔等下级军官的建议。为了彻底让他们死心，参谋本部的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还亲临中国东北进行安抚，可结果显然是微乎其微。

1931年9月18日，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等人越过参谋本部，以孤注一掷的方式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就接到了这样的电令: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到了第二日，张学良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痛斥了日本关东军的入侵。不过，他又做出了这样的表示:

吾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的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几乎没受到什么抵抗的关东军，自然是进展神速，先后攻占了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和安东等地，直到攻占了吉林。面对如此咄咄逼人之势，东北军却收缩于锦州并且没羞没臊地提出了“锦州中立化”，希望国联可以出面干涉。

1932年2月5日，随着关东军占领哈尔滨，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被日军占领。如此巨大的成功，让石原莞尔终于成为了全日本的英雄，被晋升为大佐后调往参谋本部担任作战部课长。

1935年9月，东条英机被调往中国东北出任了关东军宪兵司令官，第一次统领一支作战部队。他的资质的确一般，天生就没有战略家的潜质，难怪会被石原莞尔称为“一名优秀的上等兵”。

东条英机认为，日本好不容易才占据了中国东北，应该采取稳步推进的方式向南继续进攻，坚决避免同苏联交恶。但是，石原莞尔却认为应该暂缓进攻中国，可以趁着国际局势混乱之际向北进攻苏联。

1937年6月3日，由于不能满足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军人迅速控制东亚的野心，林铣十郎内阁宣布全体辞职，由近卫文麿开始组阁。在此背景下，日本军界特别是中下层军官们更加的蠢蠢欲动。

1937年7月，驻守华北地区的日本驻屯军发动军事演习进行挑衅，作为第一联队长的牟田口廉竟然以士兵失踪为由下令炮击宛平城，从而引发了卢沟桥事变。参谋本部名义上由闲院宫载仁亲王负责，实际上主事的却是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立即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发电指示“不扩大事变，不行使武力”。不过，他此时的荣光早已消散，包括天皇裕仁在内的绝大多数日本上层人士已经迫不及待要全面侵华。

1937年8月13日，以中国军队进攻驻扎在上海虹口的日军为标志，淞沪会战正式爆发了。当时，日本在上海的驻军人数不过3000人，而且缺乏重型武器和物资给养，只能凭借现有工事坚守待援。石原莞尔因为不想引发“全面战争”，故而并没有积极进行救援，立即遭到了天皇裕仁的强烈不满。

受此影响，石原莞尔被迫辞去参谋本部的职务调往关东军担任参谋次长，“统制派”也由此遭到了重创。在他“走麦城”的同时，死对头东条英机却是官运亨通。

1938年5月，鼓吹“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陆相杉山元被迫下台，由板垣征四郎取而代之，而东条英机也取代梅津美治郎担任了陆军次官。

武汉会战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逐渐意识到自己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劣势后，日本统帅部终于不再继续叫嚣“速亡中国”。于是，就下一步的攻击方向出现了争论，石原莞尔属于“北上派”，东条英机属于“南下派”。

1941年10月，近卫文麿内阁宣布总辞职，东条英机竟然被各方势力所看好。天皇裕仁晋升其为大将后，还诰命他以现役军官的身份担任首相出面组阁。

1941年11月，东条英机内阁正式成立，成为最疯狂的“战争内阁”，除了担任首相，他还身兼陆相、内相、文部相、工商相和军需相等职，真可谓集各种大权于一身。谁知，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付石原莞尔，将其解职并且转入了预备役。

在东条英机的“迷之自信”下，日本在1941年12月通过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此后，美国对日宣战并且展开反击，一步步逼近了日本的本土，也最终加速了日本的战败。

1945年投降前，石原莞尔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早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而东条英机就没有这么坦然了，他不仅在7月份就吓得辞去首相之职，交由年迈的铃木贯太郎重新组阁，而且还辞掉所有军职后化装躲藏了起来。

关于这点，非常的可笑，也非常的滑稽。日本就那么大点地方，美军很快就把他抓了出来。被捕以后，东条英机为了体现自己的“首相尊严”，竟然屡屡表示要剖腹自杀。

1945年9月11日，东条英机尝试剖腹却发觉太疼而中途放弃，只好改用手枪自杀，又因为手抖得太厉害而打偏。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吗？

这次自杀未遂，东条英机很快被美军抢救过来，之后关入了东京巢鸭监狱等待最终审判。经历了这次自杀的闹剧，他竟然意识到了“生命诚可贵”，开始在审判席上慷慨陈词，对于所有的指控都全部否认。

更可气的是，这个十恶不赦的“屠夫”还为自己准备了一份长达20万字的辩护状，光读完就需要两天的时间。面对铁一般的罪状，他坚决否认，实在不行就装病，连日本的《朝日新闻》都这样评价:

简直恬不知耻！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对东条英机做出了死刑宣判，行刑日在12月23日。他至死也不能原谅自己，因为当年的“有意刁难”，才使得死对头石原莞尔得以“逃出生天”。

由于石原莞尔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以前就被东条英机转到了预备役，相当于没有与美国、英国、苏联和澳大利亚等国直接交战。也就是说，只要中国人不追究，就没有人会追究他。

在东京审判时，石原莞尔为了替自己推脱罪责，还向麦克阿瑟写了一封求救信，将自己塑造成了一名服从命令的文职参谋。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基本上默许了他的不实陈述。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忙于内战，竟然无暇顾及石原莞尔这样的战争罪犯。于是，他成功逃过了战争审判，甚至都没有被列入甲级战犯，而只是以证人的身份参加了庭审的闻讯而已。

虽然逃过了战争的审判，但没能逃过上天的惩罚。1949年8月15日，在日本投降四周年的特殊日子里，石原莞尔因为膀胱癌而病死于家中，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文史不假

1937年卢沟桥事变经过？

七七卢沟桥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也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区战事的起始。

要讲清楚七七事变的来龙去脉，必须交待清楚此前在北京的日本驻军的来历。

1900年，北京闹义和团，清军在北京杀死了一位名叫 “杉山彬” 的日本驻大清国公使馆书记员。后来，清军被八国联军联合打败，大清国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十一个国家签署了《辛丑条约》。大清国允许十一国在京津一线驻军，这十一国之中，就包括日本。于是，日本依据这个《辛丑条约》，派兵驻扎在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沿线一带。 这支日军部队，就是 “(日军)中国驻屯军” 。 从1901年开始入驻。

时光一晃，三十五年过去了，时值1936年。五年前的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了中国东北，华北的抗日呼声很大。

1936年4月18日，日本向“中国驻屯军” 增兵一倍。日军把增派的军队驻扎在了京津铁路沿线的丰台地区。

1937年6月，日本军政界内部开始流传这样一个奇怪的谣言：“(日本)中国驻屯军的参谋，正在进行秘密策划、挑起中、日之间的战争……” 。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北平的中国人社区里，也流传着 “七七将有大事发生” 的奇怪传闻。

更玄的是，1937年7月6日的晚上，也就是“七七事变”爆发的前一天晚上，时任日本驻北平领事馆助理武官的今井武夫，在北平某位中国朋友家里应酬吃饭的时候，见到了当时的中国国军“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石友三突然问他：“今井，今天下午3点多的时候，在卢沟桥，中、日两军之间打起来了，你不知道吗?” 今井武夫说：“不可能吧!”，没有认真对待。不料，次日，就在卢沟桥这个地方，爆发了“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当晚，驻扎在丰台的日本 “中国驻屯军” 小股部队，来到宛平县郊区永定河旁边的荒地上面，举行军事演习。

当时驻守在宛平城里的国军第29军第110旅第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的回忆：“七月七日夜十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地方响起了一阵枪声。少顷……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的中国军队捉去了，他们要进城搜查……”

于是，日军行进到宛平城的门下，敲门，要求入城。入城的理由是什么呢?找人，找刚刚点名时不见了的那位日本兵。 中国守军(国军第29军)感觉到莫名其妙，于是打电话请示当时的北平市长(代军长)秦德纯。秦德纯指示：

“……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这已经是违背国际公法，妨碍我国主权。他们走失士兵，我们不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但是，念及双方的友谊，可等到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搜寻，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于是，第二十九军拒绝打开城门放日军入城。

双方僵持到7月8日凌晨2-3点钟。在这个过程当中，秦德纯不断地接到宛平城里的吉星文团长的电话。吉星文团长说：“日军的态度变强硬了，说不开门入城，就开打!” 秦德纯当时说：“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打就打!”

据今井武夫事后回忆，7月8日凌晨四点钟的时候，一木大队长打电话给了牟田口廉也联队长，问：“中国军队再次开枪射击，对此，我方是否应予以还击?应该怎么处理才好?请指示!” 牟田口廉也联队长在电话里回答道：“被敌人攻击，当然要还击!遭到敌人的攻击，居然不知所措，还等指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军人?!”今井武夫当时在场。

7月8日凌晨5点30分，日军于是开始炮击宛平城。炮响之后，中国国军第29军奋起抵抗。

开始抵抗后不久，国军上级来了电话，说依据日方提议，双方暂停开火，于天亮的时候开展联合调查。7月8日早晨6时许，日方派了代表樱井入城，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1、宛平城内的中国驻军撤退10华里，日军进程搜查丢失的兵;

2、中方赔偿日方损失;

3、严惩祸首，至少处罚营长。

国军谈判代表金振中当即驳斥道：

1、日军在丰台的兵营，离这里有八里之遥，你们偏偏来到我们的警戒线演习，用心险恶;

2、你们丢了兵，与我们无关;

3、你们炮轰宛平城，你们才是祸首。

谈判持续到上午9点多钟，日军的炮弹突然又打过来了，炸得整个会议室四处烟尘弥漫。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然谈不拢，双方就不谈了。于是，继续接着打。

到了下午两点钟，日军联队长派人送信来了，提出要求如下：

1、将日方代表樱井放回;

2、中国军队于下午5点之前撤出、日军进城搜查失踪的士兵。

金振中回复如下：

1、中国军人与宛平城共存亡;

2、樱井也愿与宛平城共存亡，望你们不要顾虑。

7月8日傍晚7点多钟，今井武夫急急忙忙地找了国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并由赵登禹引见了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今井武夫和秦德纯进行了协商。协商的结果是，双方一致同意：“事情不扩大”。但是，在具体措施方面，又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直到7月9日的凌晨3点钟，中、日两军才达成协议：“以永定河为界，双方在早上5点钟的时候，同时停战、并同时撤军。”

7月9日上午4点钟，河北省行政督查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接到北平打来的电话，说日本松井机关长来称：“失踪的日本兵已经找到，现在可以和平解决，双方商定停战条件如下：1、双方立即停止射击;2、日军撤退至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3、城内防务除了宛平城原有的保安队之外，由冀北保安队担任，人数限于300。”

撤兵完毕之后。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要求允许他率领徒手幕僚进入宛平城慰劳中方人员。河北省行政督查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谢绝了。日方则派了外交人员笠井顾问、广濑秘书、爱泽翻译官三人带了香槟酒进入宛平城，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

7月10日，今井武夫接到东京发来的指示。于是，他和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商量后，向中国国军第29军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1、中国国军第29军向日军道歉、处分肇事者、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2、今后，中国军队不得驻屯在永定河东岸;

3、日方认为，“七七事变”是由国民党蓝衣社、共产党以及抗日团体所挑起的，故应彻底取缔以上各团体组织。

中国方面派了国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来和日军谈判 。张自忠说：“国军从芦沟桥撤兵、以及惩罚肇事人，这两点，有困难，办不到!” 于是，没能谈出一个结果。

10日，从上午8时开始，双方又开打。一直打到下午1点钟，双方将士均疲惫不堪，最终对峙了下来。

10日当晚7点半钟左右，永定河西岸的中国军队向芦沟桥东面的日军部队开炮。日军则夜袭龙王庙，占领了该地和东辛庄。但是，日军伤亡很惨重。当天夜里，今井武夫又去找了张自忠来谈判。张自忠说：“中国军队撤兵?办不到。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办：叫别的国军来换防。而至于‘惩处肇事人’这一条，我们实在是做不到的。” 谈判仍然没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7月11日凌晨2点，双方继续激战。

7月11日上午11点半钟的时候，今井武夫找了齐燮元。双方决定让步，都从芦沟桥周围撤军，齐燮元当场在纸上写下撤军草案、并由双方都签了字。不料，也在同一天，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向华北紧急增兵的决议。据今井武夫的回顾，“日本内阁这次决议之前，没有咨询过‘中国驻屯军’以及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的意见。因此，内阁的这个决议是很鲁莽的，它造成了接下来的严重的后果。”

7月17日，蒋介石在路上发表了抗战演说，说：“……中国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要全面奋起抗日…”。

7月22日，蒋介石派了代表熊斌到了北平、要求宋哲元奋起抗日、不要再对日军进行妥协。

7月25日，又发生了“廊坊事件”。

7月26日，又发生了 “广安门事件”。 于是，战事变得不可收拾。

7月28日，日军开始猛攻南苑地区。为了让古都北平不遭受战火的蹂躏，29日凌晨，北平城内的所有的中国守军，全部撤走。

不久之后的8月13日，上海爆发了淞沪战役。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日本大佐职权有多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对于战争是否扩大化，日本军部分裂成为激进和保守两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菀尔少将为代表的“稳健派”认为，华北日军占领平津后，绝不可以继续南进保定，以免情况失控。在石原心目中苏联才是大敌，然而他的意见，却被手下一个大佐课长巧妙而轻易地就给推翻了。

（武藤章少将时期）

这厮叫武藤章（后来的甲级战犯），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长，看起来军衔和职务都不高，但是在作战指挥上却有极大的裁量权。他以占领保定才能迫使南京政府求和为理由，跟顶头上司石原少将吵成一团。石原菀尔被下级逼得没有办法，摆出来个理由：库存弹药不足，且对苏备战的弹药绝不能动，你咋整？

就在大佐武藤章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之际，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也是战犯）站出来表示，他可以协调没有作战任务的师团把弹药“先捐出来”，登时助长了武藤章的气焰。最终在参谋次长今井清的支持下，华北日军获得了南犯保定的授权，而正酝酿反攻平津的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因此猝不及防被打得大败。

（石原大佐时期）

回顾一下，1931年“九一八事变”调动第2师团主力联队进攻沈阳的，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而石原、土肥原等其它几个家伙根本没有兵权。1937年“七七事变”，宛平枪响后决定扩大冲突的，也是驻屯旅团在北平的实际指挥官：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再加上前述的武藤章和田中新一等人，某种意义上，战争就是这帮大佐们挑起来的。

当时的陆军大佐们属于昭和军阀的“少壮派”，尽管他们暂时没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是他们渴望战争，并希望通过侵略战争加官进爵，不仅能早日迈进将军行列掌握军权，还能够“光宗耀祖”。而且他们的级别虽还不高，但职务都在要害部门，完全可以推波助澜把事情闹大，这就是大佐们的权力和能量。

（牟田口廉也）

我还漏了两个，1928年实施爆破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主谋，也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同年5月制造“济南惨案”的日军主力，就是熊本第六师团的第45联队，联队长正是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大佐，他率兵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15000余人。由此可见，在日本军部在政策和战略在国内已经“暴走”的情况下，这帮子大佐几乎就是日本侵华的集先锋，关于大佐军衔的“阶级”、适配职务和工资待遇什么的，之前多有专答，本文不做重复。

为什么这帮大佐如此积极和狂热呢？这与当时的日本陆军军制有关，按照明治年间的规定，日本陆军军官分为四大阶级：敕任官、奏任官、判任官和“卒”，所谓的敕任官就是必须由天皇亲自“下旨”任命的军官，有机会面见，它包括一等敕任官的大将、二等敕任官的中将和三等敕任官的少将。而佐官属于奏任官，即陆军省的陆军大臣决定任用后，成批的上奏天皇走个形式即可，而大佐军衔，恰恰就是一等奏任官。

（田中新一）

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尽快爬到敕任官的将军台阶上，这帮大佐们永无出头之日，而在和平时期军队规模有限，将军能够担任的岗位就那么多，不少大佐还没有等到晋升少将就得转为预备役了。因此，作为距离敕任官仅一步之遥的大佐们，尤为上窜下跳，只有发动战争他们才有机会飞黄腾达。事实也果然如此：前面提到的武藤章、田中新一、牟田口廉也战争后期都成为了中将，而冈村宁次和板垣征四郎干脆爬到了大将的军衔。

在侵华日军中，还有两个重要位置由大佐军官把持着，即步、炮兵联队长和师团参谋长，前者作为单一兵种的最大编制单位，在中国战场上其战斗力相当或超过我们一个师，因此虽然看起来联队是战术单位，但实际已成为战役兵团，那么其军事主官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同时由于日军独特的参谋体系，师团参谋长虽然不是将军，但是对师团作战行动拥有筹谋权和较大的指挥权，因此能量也不可小觑。

（板垣征四郎）

所以，这些挂着大佐领章的前线师团参谋长和联队长，与后方的军级、方面军级的大佐高级参谋、作战主任参谋，以及东京日本陆军中央（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课长们上下勾结（他们大多数是陆士和陆大的同学），沆瀣一气，深刻影响着日军的战略制定和战役指导，在侵略战争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记得那个在诺门坎、在东南亚战场上飞扬跋扈的大佐辻政信吧？他甚至可以用军部代表的身份，驳回师团长甚至军司令官的意见，有意制造了“巴丹死亡行军”，让许多美国大兵见了上帝。

（辻政信）

英帕尔战役日军全面包围英国？

这个问题有点扯，明明是日军战败溃退了。

英帕尔战役发生于1944年3月至7月，由日本缅甸方面军发起，经过数月惨烈战斗，日军伤亡惨重，7月10日，东京帝国大本营下令停止进攻，这场战役以日本惨败而告终。

英帕尔战役被认为是日本陆军史上最失败的一次战役，同时也被认为是东南亚战场的转折，从此以后，日军再也无力发起大规模攻势，而盟军则转入进攻。

英帕尔是印度曼尼普尔邦首府，位于印、缅边境。这片区域布满了高山、河流、沼泽、深谷，英帕尔是仅有的几个平原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盟军在这里大修机场，囤积了大量物资，打算把这里当做反攻的前进基地。

英帕尔战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44年初，日本在东面太平洋战场面临美军的直接攻势。在西面的缅甸，日本也面临着盟军的压力。为了保护东南亚的原料产地，日本不断加强在缅甸的实力，到1944年3月，驻缅甸日军已经达到32万人。但日军仍然觉得兵力不足。

日本决定先发制人，集中兵力攻打英帕尔，歼灭英军第14集团军主力，摧毁盟军反攻基地。然后再转去攻击其他方向的盟军，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日军第15集团军司令牟田口廉也中将率所属3个师团，以及印度国民军一个师，共计10万余人，赶着大批活牛羊，渡过钦敦江，拉来了英帕尔战役序幕。

牟田口廉也这个人，日本人都觉得他比敌人还可怕，称其为“鬼畜牟田口”。此人是七七事变时下令开火的日军现场指挥官，极为狂妄，近乎精神病患者。他计划一个月就能拿下英帕尔，声称“英印军比中国军队弱，只要果敢的实施迂回包围，敌军必定溃逃”。

他要求抢在雨季之前（4月底）攻占英帕尔，为此下令只需要按照一个月的标准进行后勤补给，所属师团只携带了三个星期的口粮。

日军一开始确实攻势凌厉，迅速包围了英军第17师。17师本来应该撤往英帕尔的，结果慢慢腾腾，被日军包围了，经过血战，到3月26日才突围出去，损失惨重。

这么一来，英帕尔的守军就不够了，英军紧急从美军那里借了几十架C47运输机，将第五师空运至英帕尔。

英印军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战术，在英帕尔平原周围建立了一条环形防线，打算依靠英帕尔的物资以及空中优势进行坚守。

4月10日，日军包围了英帕尔，并发起大规模攻势，一度突进到距离英帕尔只有9公里的地方。

盟军不断空运援军，到5月底，盟军兵力已经达到8个师的兵力。

在此期间，日军不断发起疯狂进攻。盟军利用火力优势，依托环形防御阵地进行抵抗，击败了日军发起的数次总攻，极大消耗了日军实力。

在战斗期间，盟军拥有空中优势，除了运送援军，还可以进行大规模补给，攻击日军阵地和和运输线。而英帕尔本身就有大量的医院，伤员可以得到有效医治。

作战进入相持阶段，牟田口廉也的狂妄计划被打碎，日军陷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战役期间，日军几乎没有得到补给，弹尽粮绝。第31师团连续两个月没有得到一丝补给，依靠吃野草存活，在5月底擅自撤离战场。

在这种情况下，牟田口廉也依然固执的下令发起进攻。前线日军只好一次又一次拼凑兵力，发起徒劳的攻击。

前线军队要求补充粮食的时候，牟田口廉也的回复是“日本人自古就是食草民族，你们被那么茂密的丛林包围，居然报告缺乏食物，这算怎么回事”。

进入5月份后，雨季来临。伤亡巨大的日军不但要忍受饥饿，还要忍受雨季带来的疾病肆虐，几乎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此时，盟军转守为攻，陷入困境的日军纷纷溃退。

面对盟军的攻势，日军不再理会司令官牟田口廉的疯狂命令，纷纷擅自撤退。

31师团在5月31日撤离了战场，师团长遭到撤职处分。而缅甸方面军还在要求15集团军继续进攻。

牟田口廉也此时才发觉已经没有人接受自己的命令了，那么作战部队早已经不复存在。他才不得不下令向钦敦江撤退。

盟军的攻势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击，一路上到处都是被炸毁的日军运输车、坦克和士兵的尸体，被俘的日军官兵不是深受重伤，就是患了重病，奄奄一息。

日军在英帕尔丢下了53000具尸体，而盟军伤亡1.6万人。

日军三个主力师团，损失率达到了80%，仅剩下1万人。

除了人员损失，日军还损失了2000多辆汽车，几百门大炮。

缅甸日军从此元气大伤，再也没有力量发起攻势。

印度国民军的“解放”梦想也随之破灭了。

日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盟军在东南亚战场从此走向节节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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