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贪官(为何有如此大的社会偏见)

中国最大的贪官，为何有如此大的社会偏见？

对于他们，说几点吧：

1、我尊重你说话的自由，但一定不是胡言乱语，造谣生事或者是歧视、诋毁某个职业或者群体。王重福看不起农民，说农民只有一身蛮力，对国家没啥贡献，作为大学教授，如此说，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就是歧视农民了。

2、言论自由和你的身份需要对等起来。张抗抗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她随便说说，也就无所谓了，问题是，她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拿着国家的钱，供养这么一批人，却公然支持方方，支持一个拿刀来让外国人来屠杀我们的人（美国极有可能利用方方的《武汉日记》来诋毁、污蔑、摸黑中国，不然，他们为何那么热衷于给她出书？美国无利不起早，出版社也如此），这样一个连基本的判断力都没有，又或者，为了某种利益而不惜让国家受损的人，你堂堂一个国家作协副主席，公然支持，可见政治立场严重出了问题。

3、张抗抗作为国家的作协副主席，竟然将方方比喻成当代的鲁迅，这是侮辱鲁迅啊。还说美国著名学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一生和政府唱反调，美国政府也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麻烦，还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并以此为例来为方方唱衰武汉抗疫帮腔。其拐弯抹角是说，既然乔姆斯基批评美国都获得了世界声誉，为什么方方，当然包括张抗抗自己，批评一下武汉抗疫，中国舆论就没有雅量容得下批评吗？

虽然言论自由可以，但不能胡言乱语啊，批评和造谣，是两回事，言论自由和造谣生事，同样是两回事，言论自由和给西方提供污蔑我们的证据，同样是两回事，因此，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张抗抗，可以说是连最基本的政治立场都出了问题，如何能够当国字号的作家协会副主席这样的重要职务呢？核心是，我们国家还拿钱养着作家协会、文联这些单位人员，他们却拿钱去骂国家，真的不知道脑子咋想的？问题出在哪儿？

最后问题来了，他们为何对社会有如此大的偏见？几个原因：

1、社会认知偏差出了问题。很多人，一旦有了一定的基础文化，往往把这种文化和认知，转化为自己对社会的独立判断，不管是梁艳萍、王小妮、张文奎、汪芳、王重福、于琳琦，还是张抗抗，他们都将自己的认知和人生阅历转化为自己独立的社会人知体系，而这种认知，或者这种知识文化，其实是建立在不正确的三观之上的，一旦其三观基础不正，必然将这种认知引向邪恶一面，上述几个人，也就是社会高级知识分子，也如此，因为基础不牢固，或者基础就打错了，即便高楼大厦盖起来了，也就必将是一座危房，这也是他们为何错了，因为基础就错了，三观错了，再多文化，也没用，必然导致认知偏差，或者错误的观念。

2、家庭教育出了问题。出了他们社会人知偏差外，也跟他们的家庭教育有莫大关系。一个出生正派、三观正的家庭的孩子，其基础一定不会差，一个家教好的家庭，子女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他们必然一身正气、做人正派，一定不是那种三观畸形、扭曲之人，如果王福重、于琳琦、方方、张抗抗、王小妮、梁艳萍、张文奎等家庭教育正确，一定不会导致如今这些不正常或者错误的言论。

3、过度的自信，或者自信这种不同雷人观点是正确的。如今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有一点文化，有一点独到的社会认知见解，就要说一点不同的，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因为中国不差高级知识分子，不差有文化的人，但就缺乏有“独到”观点的人，他们觉得，如果跟其他人一样，没啥独到独立的社会认知，就被淹没在广大教授专家的大海里，不为人知，因此，不仅仅要蹭热点，还得显示自己的观点和认知与众不同，张抗抗、方方、张文奎（提出消除中国方言）和王福重亦如此，说白了，就是为了寻找标新立异，与众不同。

4、过度的追求吸引人眼球的东西。为何王福重会提出“农民只会流汗，有蛮力，却对社会没啥贡献”？就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的雷人言论，一定能够引起社会关注，而张文奎也一样，提出“消灭中国各地方言”，这个言论太雷人，一定能够引起社会关注，而方方写日记，又是为了什么？这样记录武汉疫情日记，能够一炮走红，必然引发社会关注，一定让自己名气大增，想一下，没有《方方日记》前，方方或者汪芳是谁？真心说，我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有什么好作品，但是，一个《方方日记》或者《武汉日记》后，让她名气一夜爆红，红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甚至红到国外，看看外国媒体给她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美国媒体封面高度赞扬个肯定她、推荐和介绍她，就差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由此不难看出，她已经红遍全球了，因为，她标新立异，写了《武汉日记》啊，如果没这个，谁认识她是方方或者汪芳呢？

6、社会言论自由和民众的包容和宽容，给了这些雷人言论的土壤。这个是根本，如今，国家对于言论，基本自由开放，大家想说啥就是啥，这种过度的自由开放，导致很多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授、作家尝到了开放的甜头，以及言论自的尺度，他们开始胡言乱语，各种没有底线，想说啥就是啥，王小妮、梁艳萍、于琳琦更是夸张，连烈士刘胡兰、雷锋都敢调侃和侮辱，甚至说刘胡兰是刑事犯罪，可见这些人真的是享受到自由的尺度后，以为国家或者单位不会管她们，就越来越放肆了，如今好了，被查了，乖乖地了。

分别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官职？

包拯和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大“青天”，因此也经常会被人们拿来比较。那么，包拯和海瑞到底谁的官大呢？

宋朝和明朝的制度有相通之处，却又有着太多差异，二者之间并不能直接进行对比。但是，包拯和海瑞之间还是可以比一比的，包拯最终的官职远在海瑞之上，这一点毋庸置疑。包拯最高曾经担任过三司使和枢密副使，这两个职位在宋朝是属于“宰相”级别的，大致等同于副相。换言之，包拯是当过“副宰相”的。

反观海瑞，海瑞最高只担任过明朝的南京都察院右都御使，这只是一个省部级职务，与尚书平级。换言之，海瑞从来没有当过“宰相”。即便这右都御使，还是南京都察院的，明朝的南京部院基本上就是失势官员的养老院，权力微乎其微……从这一点而言，海瑞和包拯之间差了远不止一个数量级！

那么，三司使、枢密副使和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什么职务呢？宋、明与现在的制度根本不同，我们无法将之完全对等，只能大概其进行一个对照。

三司使

所谓三司使是唐中期之后、五代、宋为避免中枢宰辅权力过重、对“宰相”进行分权的产物，全称为特简大臣分判度支、户部及充任盐铁转运使，主要分管财政度支、赋税和盐铁专卖等事务。现在我国没有类似职务，如果硬要将三司使与现在的职务挂钩，大概其相当于分管财政、税务等领域的副总理吧。还是那句话，制度完全不同，二者根本不能直接划等号！

枢密副使

宋朝的枢密使是“宰相”的一种，与同平章事属于同一级别，主要分管全国范围内的军事、军队相关工作。其实，枢密使的设置同样是对“宰相”进行分权的产物。如果硬是要和现在的职务挂钩，枢密使大概其相当于现在的军委副主席吧。枢密副使是枢密使的副职，如果硬要和现在的职务挂钩，个人认为，大概其有点相当于现在的军委委员，或者建国初期非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制度完全不同，尤其是军队编制，现在和宋朝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么论其实有些牵强附会了，但大概其是这么个意思吧。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使

都察院是明清时期的国家监察机关，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和现在对比的机构，大概其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至于级别嘛，个人认为可能更接近于国家机构改革之前的监察部一些。明朝的都察院右都御使是都察院主官之一，如果硬要和现在挂钩，大概类似于中央纪委书记、国家监委主任吧。还是那句话，制度完全不同，根本无法完全划等号，一切都只能是牵强附会！而且，海瑞这个右都御史又有所不同，他是明朝南京都察院的右都御史。在明成祖迁都之后，南京仍然保留了部院构架，但实际权力要大打折扣。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南京部院几乎成为了失势大臣的养老院。海瑞的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享受正省部级待遇的闲职而已。根本无法与包拯三司使、枢密副使那样的实权职位相比。当然，级别同样也比不了……

原中国足坛第一裁判金哨陆俊现状如何？

2003年甲A第25轮上海申花与上海国际的德比之战，场面一度非常混乱，场面上双方球员的动作都很大，当值主裁判陆俊此役一共吹罚33次，出示了一张红牌和一张黄牌。

“陆俊非常善于利用规则来控制比赛。如果不知道他收了钱，他的吹罚几乎很完美，但他收了钱而是按照即定的思路来控制比赛，这性质就大不一样了。”2011年在《足球之夜》的节目里著名裁判专家淦耀曾说。

那场比赛陆俊收钱了，但从场面控制和吹罚尺度上来看，人们几乎看不到任何问题，可见陆俊的“业务水平”的超高，就算是黑哨也极具掩护性。

其实直到陆俊挂哨他一直是中国裁判里的“天花板”，可又是什么让曾经的金哨变黑哨，又沦为阶下囚呢？

早期：学院派的裁判精英

陆俊在1978年考入了北京体育学院后，就专攻足球专业，由于不是职业选手，他把自己的领域放在了足球裁判上，可以说他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学院派裁判，19岁开启足球裁判生涯，1991年成为了国际级裁判，并且吹罚了第一届女足世界杯。

当时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北京工业大学的体育老师，他的恩师曹镜鉴是颇具资历的国际级裁判，这些优势让陆俊在裁判道路上平步青云。他的专业能力和学识让他从中国足球的大环境里脱颖而出，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具代表学院派裁判，他和后来的孙葆洁也一直是中国裁判的顶峰。

巅峰：吹响中国职业足球的第一哨

1994年中国甲A联赛成立，中国足球有了属于自己的职业联赛，揭幕战落在成都，由四川全兴迎战辽宁远东，成都体育中心涌进了40000名球迷座无虚席，老一辈的球迷可能还记得打进甲A第一球的球员叫魏群，他攻进了一粒意义颇深的点球，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当年吹罚这场比赛的裁判就是陆俊。

那场具有深刻意义的比赛陆俊是中国足协的第一选择。35岁的他代表着中国裁判的“最高水准”。此后他在中国顶级足球赛事中担任主裁场次超过200场，两度当选亚足联颁发的年度最佳裁判，2004年当选甲A10年最佳裁判。

如果这些荣誉还不够，他的履历上还写着2000年悉尼奥运会、2001年日本联合会杯足球赛、2002韩日世界杯决赛阶段……2002年是中国足球的顶峰无论是球员还是裁判。

韩日世界杯陆俊在执法墨西哥VS克罗地亚的比赛中，克罗地亚队长济夫科维奇在禁区内阻击式犯规判被陆俊送上红牌+点球，一度引起较大争议，该红牌也是韩日世界杯的首张红牌，也是中国裁判在世界杯历史上掏出的首张红牌。中国人其实在世界杯上什么也没留下，而唯一有点关联的可能就是这张红牌了。

当他宣布挂哨时亚足联特意安排了一场他的收山之作——2004年亚冠决赛当值主裁判。

沉沦：因为贪婪没能抵御金钱的诱惑

直到2011年之前陆俊一直是中国足球的“正面形象”，代表着公正和严明，如今想想也是讽刺，那场上海德比，陆俊收了上海申花35万元，注意这是20年前的35万元。

按照当时的物价这笔钱可以在北京或上海买一套地段还不错的100平米的房子，后来陆俊在看守所接受采访时说：“我没有能力抵御住金钱的诱惑，虽然也不能完全靠个人去抵御，但现实是我没有做到。我也在总结，觉得就是人的贪婪。”

2011年3月30日陆俊被曝在2003年中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后改名为中超联赛）中收受35万贿金，帮助申花赢得冠军，那场比赛其实还有很多人包括前国脚申思、祁宏等人都因此入狱，12月，陆俊案开庭，在庭上他供认其接受了81万元的受贿。2012年2月16日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前足球裁判陆俊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零6个月。

一代金哨成为阶下囚，一个“贪”让曾经中国裁判的正面形象万劫不复，这年他53岁，挂哨的第八年一代英名尽毁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出现在庭审现场的陆俊也都没了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满头白发，一脸愁容，穿着球服带着手铐，足球成就了他也最终摧毁了他，“学院派”的陆俊成了“监狱派”。

现状：获减刑一年，远离足球做起生意最爱爬山

在司法部燕城监狱服刑期间，罪犯陆俊积极参加文化活动，按时完成劳动，服从分配，获得5次表扬奖励及一次单项表扬，最终减刑一年。他在牢里主要是从事绿化和打扫的工作，清洗厕所、刷洗便池这些脏活、累活他都肯干。

出狱的陆俊很少公开场合露面，但年除了牢狱之灾，他还被没收违法所得78万，罚款10万。而当年在减刑庭审时陆俊自己说：“我的爱人和孩子都有工资，出狱后没有生活困难。”他儿子据说在做钢材生意而且发展不错，出狱后和儿子一起做生意，业余爱好是爬山。

而他的公职和社会地位已经没有了，曾经有人拍到过他在地铁上，和很多退休老大爷并无二致，或许谁也想不到这个在地铁上打瞌睡的老大爷曾经是中国足坛裁判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他被终身禁止参加足球活动，那个让他万众瞩目的项目最终也彻底毁了他，一切都源自于他内心的贪欲，咎由自取，他有很多的标签，第一个执法世界杯的中国裁判、第一个执法奥运会的中国裁判、亚足联年度最佳裁判……如今只剩下“黑哨”陆俊。

被俘虏后为什么不直接枪毙？

这个康泽可不是一般人，要知道在国民党里面，老蒋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必须要先到侍从室打报告，老蒋想见你了，你才能见到老蒋。

但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戴笠，另一个就是康泽，二人在当时也被称为“康戴二公”，可见康泽在老蒋心中的地位有多高。

康泽的民怨其实挺大的

而且在早些时期，康泽在老蒋那的份量甚至要超过戴笠，就“军统”前身的“复兴社”就是康泽主持建立的。

而且老蒋心目中“军统”的一把手一开始也不是戴笠，而是康泽，这也能说明康泽这家伙绝对是老蒋心腹中的心腹。

戴笠

‬康泽的罪行

康泽既然作为老蒋身边最红的人之一，自然是没少干迫害中共的事情，不然老蒋也不可能如此信任他。

正确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因为康泽在迫害中共方面非常的卖力，且做出了不少“成绩”，所以才被老蒋信任的。

这就要把时间线回到1931年那会了。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九一八事变”。

这么大一件事自然也对老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就是因为老蒋一直嚷嚷着“攘外必先安内”。

老蒋

但这明显不符合当时国民的意愿，为了牢牢抓住政权，老蒋让康泽、贺衷寒、桂永清等人组建了“复兴社”。

目的自然是要尽一切办法抹黑中共，让老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始终是舆论的主导。

但很快老蒋就不满足于只是打打嘴炮了，在1933年，老蒋又让康泽以他在“复兴社”内主要负责的“别动队”为基础，组建了“特训班”，主要就是负责培养下级反动军官”。

同年10月，康泽又兼任了“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

康泽

看到南昌这个地名，再结合一下时间线想必朋友们大概已经知道了“别动队”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特赦1959》这部电视剧中康泽曾在和同学争执过程中替自己狡辩过，称“别动队”的职能类似警察，主要负责又被国军重新占领地区的治安等工作。

康泽这么说其实也没啥问题，“别动队”确实有这个职责，但却不止这个职责，康泽明显是避实就虚了。

《特赦1959》中康泽形象

“别动队”更多的其实是勾结当地反动势力镇压革命活动，抓捕、迫害，甚至是残忍杀害进步人士。

由于“别动队”的军官都接受过严格的反动培训，个个都是穷凶极恶之徒，破坏力极强，所以康泽对革命所犯下的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

“别动队”差不多就这样子

‬如此恶徒为何不直接枪毙

康泽其实被俘后也一直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毕竟自己干的事没人比他更清楚了。

而且纵观整个功德林的高级战犯，罪行比他多的还真没有几个，所以康泽在功德林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惶惶不可终日的。

至于为什么不杀他？我们看好多说康泽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地位不一般，有一定的宣传作用等等。

我觉得吧，还真没这个必要，反而杀几个“官”大的，又不听话的，没准改造工作还能顺利一些，到时候宣传效果岂不是更好。

当然，这事压根就不可能发生在我们人民政府身上，所以因为康泽是“中常委”就不杀他说不通。以下几点原因我觉得比较合理一些。

第一点自然是因为我们优待俘虏的政策，这个没啥好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不杀就不杀。

优待战俘一直以来都是解放军的传统

第二点，我认为《特赦1959》里面给出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比较在理的。

我们虽然在肉体上征服了这群关在管理所里边的人，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很服气，而且一直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只不过是立场不同罢了，成王败寇，没啥好说的，一副要杀要剐悉听尊便的样子。

如果这样把他们给杀了，倒是一了百了了，还省粮食，但目的并没有达到，我们我再一次打败他们，精神上的。

所以要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人民群众，中共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国民党则背道而驰。

这是个老顽固

如此一来，我们既在肉体上打败了他们，又在精神上打败了他们，这才是真正的胜利。

第三点是我个人的一点观点，这些管理所里的战犯都是国民党内或者国军中的重要人物。

说白了，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老蒋的坚决拥护者，思想根深蒂固，如果我们能通过改造让他们自发转变观念，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不就是在证明先辈们所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和接下来所走道路是正确的吗？

一开始顽固

最后，我们也不应该单独把康泽作为一个特例拿出来说。毕竟在我们看来，康泽和其他的战犯并没有什么区别。

反而是他们自己相互之间还比来比去，都不知道有啥好比的，都是些成年旧事了。

也就是说，对于这些战犯，我们是一视同仁的，不管是谁都是一样的政策，哪怕是老蒋都被俘了，也不会杀。

这是大明白

‬结语

康泽这人吧，出生于1904年，别看被俘时也就40来岁，但由于常年跟着老蒋鞍前马后，连自己亲娘、亲媳妇都照顾不周，自己身体能好到哪去，早就落下了一身的毛病，杀与不杀又有什么区别？好在是被俘了，在管理所悉心的照顾，要继续待在老蒋身边，估计早没了，杜聿明也一样。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谁的官职最高？

所谓“晚清四大名臣”有多种说法，流传最广的就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种说法。这四个人都是晚清时期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有功有过，对他们的评价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曾国藩，往前推二十年，曾国藩的形象是“剿杀太平天国起义的刽子手”，而现在曾国藩则几乎是以圣人的形象出现在网络和各类成功学书籍上。

在此我们暂且不讨论功过是非，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也必然引起广泛的争论，单单就四人的排名做一个排序，一己之见，仅供参考。

四人之中，以曾国藩的年龄最大，出生于1811年，即嘉庆十六年。左宗棠曾是他的幕僚，李鸿章是他的门生。曾国藩的实职最大为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虚职最高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爵位为一等毅勇侯，死后谥号为“文正”，这也是历史上文臣最高的谥号了。宋朝文臣能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仅有9人，明朝更少只有6人。

李鸿章出生于1823年，比曾国藩小了12岁，但由于曾国藩与李鸿章之父李文安是同年进士，所以辈分上曾国藩高李鸿章一辈。 李鸿章科举以后就投到了曾国藩门下做幕僚，二人情同父子，李鸿章是在曾国藩的提携下青云直上的。李鸿章曾先后担任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两广总督，虚职为文华殿大学士，领太子太保衔，爵位为一等肃毅伯。死后谥号为“文忠”，追晋一等肃毅侯。

张之洞年龄最小，1837年出生，是唯一一位举人出身的内阁大学士，其他几人都是翰林或者进士。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虚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死后谥号“文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因为没有战功，所以张之洞生前死后都没有被授予爵位。

左宗棠曾经是曾国藩的幕僚，只比曾国藩小一岁，后来被清廷重用，主要用来制衡曾国藩。他担任过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虚职官至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封二等恪靖侯，死后谥号也是“文襄”。

下面我们一样一样地来比较一下。

从虚职上看，李鸿章最高

四人中，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曾令太子太保衔，而左宗棠领的是太子少保衔。太子太保为从一品；而太子少保为正二品，级别上差一级。

但是，这四个人都是殿阁大学士，清朝的殿阁大学士相当于是名义上的宰相，都是正一品的官职，所以是太保还是少保也就区别不大了。不过，同样是大学士，这里面也有个排名先后的 问题。

清大学士系殿阁衔，本来有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共四殿二阁。后来乾隆去掉了中和殿，增加了体仁阁，遂以三殿三阁为定制。按实际权力和地位，一般从高至低的顺序是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

曾国藩第一个被授予殿阁大学士封号。1867年6月，曾国藩补授体仁阁大学士。1868年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

李鸿章被授予殿阁大学士的时间比曾国藩略晚几个月，1868年6月，李鸿章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1874年，调文华殿大学士。

左宗棠在李鸿章被擢升为文华殿大学士的同一年，被授予东阁大学士之位。

张之洞被授予殿阁大学士的时间很晚，在光绪三十二年他才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之位。

所以，按照上述排名，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最高，曾国藩的武英殿大学士第二，左宗棠的东阁大学士第三，张之洞的体仁阁大学士垫底。

从爵位上看，曾国藩最高

曾国藩的爵位为一等毅勇侯，这是实打实的一等侯爵，也是除皇亲宗室之外，大臣能够获得的最高爵位了。

左宗棠平太平天国有功，封一等恪靖伯。后来因收复新疆有功，晋封二等恪靖侯。二等候当然要比一等侯稍低一点。

李鸿章生前爵位为一等肃毅伯，伯爵要低于侯爵的，所以排在左宗棠之后。虽然李鸿章死后加封一等肃毅侯，但毕竟是追封，不是实封。

张之洞没有爵位。

所以，比爵位的话，曾国藩最高，左宗棠次之，李鸿章再次之，张之洞垫底。

从谥号上看，曾国藩最高中国古代，文臣一般以“文”字为第一字的谥号，搭配的字有正、贞、成、忠等字，自宋朝以后，文臣顶级的谥号就是“文正”，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清代。

所以，曾国藩的“文正”最高没有问题。

清朝仅次于“文正”的谥号，便是“文忠”，所以李鸿章的谥号排在第二。

张之洞和左宗棠的谥号都是“文襄”，所以并列第三。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当年张之洞听说曾国藩谥号文正，很瞧不起，说曾国藩都可以称文正，那我死后该谥什么？结果估计他也没想到，自己死后的谥号不仅比不上曾国藩的文正，甚至也比不上李鸿章的文忠。

从实职上看，李鸿章最高

这四个人都担任过总督，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藩是直隶总督不兼北洋大臣；左宗棠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两任军机大臣）；张之洞是湖广总督、一任军机大臣。

总督在清朝的官职体系中只是正二品，但却是实权最大的官职，所以总督往往领虚衔，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太子太保之类，或者兵部尚书一类的，总之肯定要加到一品的级别。但总督也不是一般大的，其中也有细微的区别。

清朝九大总督之中，以直隶为首，两江其次，湖广排第四。李鸿章和曾国藩都担任过直隶总督，地位自然最高，其中李鸿章还兼任北洋大臣，所以列曾国藩之前。

左宗棠只担任过两江总督，地位自然比曾、李要低。而张之洞一辈子都没有当过直隶、两江总督，地位自然是最低的。

因此四人排名如下：李鸿章最高，曾国藩第二，左宗棠第三，张之洞垫底。

综上所述，曾国藩和李鸿章在各个方面都基本相当，但因为李鸿章比曾国藩低一辈，且当年受过曾国藩的教导和提拔，所以列在曾国藩之后，分列一、二名。

左宗棠的虚职、实职都比张之洞高，关键是他有侯爵的爵位而张之洞没有，所以排在第三应该毫无疑问。

所以，我认为的四人最终排名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