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诗歌:以“我”为主）

一百年来，中国新诗与中国社会共同前进、风雨同舟，走过了同样跌宕起伏、可歌可泣的道路。而今，面对新时代、新境遇，中国新诗已然走过“百年”的历史节点，初步建立起自身传统和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同时也正处于一个新的更为开放、自由、多元的历史上升期，正精神抖擞、活力十足地重新出发。

历时性地看，中国新诗正处于百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世纪之交，网络在中国的出现及此后的快速发展对于中国新诗同样是一个大事件。网络的普及给诗歌生态带来了诸多根本性、全局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重构了诗歌创作、发表、评价、再生产等的整个链条。网络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极大地解放了诗歌的生产力，同时也带来了门槛的降低、边界的泛化、标准的缺失等问题，早期的网络诗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狂欢化趋向。在经过了若干年的“野蛮生长”之后，网络时代的诗歌才更为理性和自律，开始了真正有效的自我建设和更为自由的探索、创造。可以说，到近十年，中国新诗真正进入到了一种具有建设性、开放包容、静水流深的状态。

近年来的诗歌其现实性、本土性更强，更具主体性、中国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文化自信的增强。与此前主要向西方资源学习与借鉴不同，近年的诗歌更多地立足于中国的土地，植根于中国的文化，更多地关注时代与现实，聚焦变化中的中国和当代人的内心，体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近年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和影响力的增加，中国新诗其价值内蕴、审美取向、技艺技法等也在发生若干细微却意义重大的迁移，简而言之：它不再寻求“到世界上去”，而本身即是“在世界之中”；不再妄自菲薄、唯“西方”马首是瞻，而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更为自信、从容；不再简单地抛弃传统、别求新声，而是在更为内在的层面对接、承继、发扬传统。这一时期的诗歌更“接地气”，更切近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也更具中华文化特征。以2018年评出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五部获奖作品为例，汤养宗的《去人间》颇具“人间性”和日常性，同时又有精神性、智性和神性；杜涯的《落日与朝霞》面对现实生活、面对自我内心，具象、温暖，而又超拔、冷静；胡弦的《沙漏》凝视世界、谛听时光、打量人生，“尽精微”而“致广大”；陈先发的《九章》古典中有现代，现代中有古典，灵动而优雅，汉语的悠远诗性被重新擦拭、唤醒；张执浩的《高原上的野花》目击成诗、明心见性、道成肉身，自然而高妙……他们的写作各有优长，但都体现着对中国文化传统和独特性的理解、致敬和发扬，又有与时代、与现实生活的摩擦与互动，深具当代性和现实感。

可以说，新时代诗歌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其中有微观的体悟，也有宏观的把握，有内在的体验，也有外在的观察，它对时代和人心的变化有着积极的呼应与关切，传达着新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也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究其实质，“人民”并非一个空洞、虚拟的概念，而是由现实之中、活生生、一个个的人组成的，如果没有对“人”本身的关切，“人民”就可能成为一个悬置的话语空壳。但同时，“人”并不仅仅是生物性、私己化的，诗歌不应仅仅停留在一己的悲欢、私欲的展览上，而应该有宏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心中有“人民”，写出的作品“人民”才愿意阅读、接受。现实性、人民性品格的凸显，是近年诗歌较为突出的特征。

当然，当今的诗歌绝非只有一种颜色和一种声音，它是新诗诞生以来最为多元、自由、丰富的时期，称得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写作风格、题材、取向可谓应有尽有：意象的、抒情的、口语的；乡土的、城市的、地域的；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学院派的、知识化的、解构的；底层的、技艺的、修辞的；启蒙的、荒诞的、游戏的；神性的、“崇低”的；多媒体的、图像的、多语言杂糅的，如此等等。不同的写作共存共处、互为参照、互相激发，这是出现好作品、优秀作品的有利条件，也是艺术活力的源泉和艺术创造的沃土。

从诗人代际结构的角度来看，近些年最具创作实绩的应该是20世纪60—80年代出生的诗人，他们构成了当今诗歌创作的中流砥柱。“60后”诗人已走过“青春写作”而来到“中年写作”，处于其经验、阅历、知识、技艺结合得最好的时期，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五席占据其四堪为证明。除前面已经提到的几位“60后”诗人之外，雷平阳、蓝蓝、李少君、臧棣、吉狄马加、路也、李南、侯马、潘洗尘、徐江、娜夜、李元胜、伊沙、谷禾、蓝野等均有较大影响的作品问世。“70后”写作群体正处于最富创造力的年龄，也处于形成自己的美学风格、扩大自身影响力的阶段，江非、朵渔、轩辕轼轲、姜涛、西娃、唐果、刘川、刘春、黄礼孩、晴朗李寒、宇向、孙磊、横行胭脂、颜梅玖、莫卧儿、阿翔、刘年、聂权、梦亦非等成为同代人中具有较为明显的诗学追求和美学取向的诗人。“80后”诗人则是最具活力、显示着新的可能性的群体，与此前的写作群体有了较为明显的经验和美学“断裂”，郑小琼、唐不遇、王单单、张二棍、茱萸、冯娜、熊焱、杨庆祥、梁书正、刘汀、肖水、胡桑、戴潍娜、丁成等从庞大写作群体中初步地“脱颖而出”，形成了自身的诗歌品格。总体而言，近年来的诗歌创作主体层次丰富、结构复杂，可谓“数代同堂”。“50后”“40后”甚至年龄更大的写作者仍不时有佳作问世，有的仍保持了很好的创作状态。而更年轻的写作者，“90后”甚至“00后”也已跑步进场，其中的优秀者显示了卓越的禀赋、才具、悟性，他们为诗歌带来了全新的美学可能性与前景，未来重要的、经典性的作品自他们手中产生是完全值得期待的。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百年新诗已然走过光荣的历史，做出辉煌的业绩。而今，身处新时代，面对新境遇，中国新诗固然也面临很多压力和困难，但其基本面无疑是前进、向上、向好的，它所面临的机遇是空前的，它的前景也无比广阔。可以预见，中国新诗将与新时代的中国一道扬帆远航，再攀高峰，走向自己的“星辰大海”。

（作者：王士强，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员）